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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584章 南法变天下（第1页）

进入夏天之后，李格非夫妇因为十分适应在大秦府的生活，于是作主留下了秦霏，而让李清照带着刚满两周岁的秦霄来到了杭州团聚。

而秦刚此时在杭州却是开始忙得脚不沾地，就算是心心念念急着想见面的儿子，都硬生生地推迟了大半天。

无他，虽然这一轮的政治、经济、文化以及军事变革并没有推及全国范围，但是以其触及到的社会各个程度之深、影响变化之大，便是与曾经的熙宁变法相比，也有之过而无不及！

好在有了几乎可站在“上帝视角”的秦刚，不仅能够总结出王安石的变法之失，还能够借鉴之后大明张居正变法之得，精准地把握住，变法之重点并非在于法本身，而是利益集团在变法前后的得失及地位的变化。

对此，切实有效的做法只有两种：

第一种，彻底搞死对方。比如商鞅变法，直接举起大刀毫不留情地砍向老秦贵族阶层，虽然最后商鞅死于对方的反扑，但贵族群体还是退出了秦国的政治舞台，更为先进的勋贵与地主阶层支持着秦国最终走上了一统六国的富强之路。

类似的成功变法还多生于新旧朝代更替之时，变法者实际上是享受了这种时期下，本来就存在着新旧利益群体的更替红利，让这种更替成为一种事实是和进步。

第二种，与旧利益群体的妥协。比如秦刚这次想要借鉴的张居正一条鞭法，他原本希望的只是借此减轻民众的税赋负担，但是却没有赤裸裸地要求大地主阶层吐出原来的利益。而只是温和地提出“原来的不动你们，但新的就不要再扩大了”的建议，及时限制住了他们疯狂鲸吞国家与百姓利益的举动。以此换来对于农民日益恶化的生存环境的改善，从而部分地实现了改革的目的。

此后在西方国家的相关资产阶级革命中，其大多都能获取胜利的一个重要原因，便就是通过生产力以及制度领先的优势，诱惑更多的地主阶级主动进化成为资产阶级。像是英国的“圈地运动”，把“资本家抢夺地主土地”的事实行为，转化为地主们主动改造牧羊场，并投资纺织厂，从而享受到变革之后的工业产业利润。

换句话说，拉拢与转化，远远高于简单的打击与消灭。

秦刚深知，十二世纪初的大宋，正首次站在了三大文明可能交汇相撞的路口：

农耕文明在中华大地进入了最鼎盛时期，但是在它北方，几乎相同时代诞生发展起来的游牧文明，也在各种交融学习中虎视眈眈。这个历史时刻，唯一可能带来希望与变化的，便就是在东南沿海地区正在如冒角荷叶一样的海洋文明萌芽。

这是一个繁华与危殆共生的关键性历史节点。在汴梁的御街之上，酒旗招展，勾栏瓦舍里传出的丝竹声与叫卖声交织，如清明盛世一般的舟车辐辏、人烟阜盛，是这一文明臻于极致的注脚。

漫眼大宋二十五路的万里江山，山河壮丽、良田万顷，富庶丰盛的物产，滋养出了人类文明难以企及的极致财富；万万生民，礼义述志，诗词赋文的科举选拔之中，孕育出隋唐以来最灿烂的风流文气，让赵宋一朝的风华，在史册里晕染出最温润的青绿之色。

可是生于这一时代的常人谁又能想到，塞北的凛冽朔风早已吹裂了盛世永恒的幻梦，仅仅只是一二十年的时间，游牧草原的主角便就会瞬间易主，更为凶残无敌的铁骑之敌呼啸而来，承平方过百余年的中原大地，再次燃遍野蛮人的烽火！

巧舌如簧、才富八斗的君子大臣们，在那时只能匍匐于野蛮人滴血的刀尖之下，战战兢兢地献人谄媚保命的颂词；

百年文明积累起来的财富，或是化成了残焰焚尽之后的东京断垣残壁，或是变作了草原铁骑的锐利刀剑与隆隆火炮，又或是成为了草原贵族尽情享受的文明奢华淫乐。更为先进文明的锦绣河山，终究却抵挡不住野蛮人的铁蹄屠刀，如同被用来生火取暖的丝帛楠木，于腥臊的帐篷之中，散发着它可悲又可怜的最后一丝香气；

唯有在血淋淋伤口之下的东南沿海，还能因为大江的一时屏障，换取短暂的宁静时光。只是，这段时代的偏爱，本应是给予新兴海洋文明的成长时机，让这新辟的海上丝绸之路，再次连接起东西方的文化交流，让仍显孱弱的华夏能够汲取起更多的异域力量，从而可以改变农耕文明的实力根基，重振这一时代应有的中原雄风。